胡安焉从1999年毕业后辗转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打工，漫画编辑、便利店店员、自行车销售、物流拣货员、快递员……20年间，他换了19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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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失业数月的胡安焉在网上发表随笔，其中一篇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爆火。以此为机缘，今年3月他的非虚构作品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正式出版。
其漫长的打工史，经由此书，铸成一个鲜明的生活范本，将那些游走在边缘的人群，推进公众的视野。但在胡安焉看来，这些记录无关底层或苦难，只是见证一个人的沉浮与他所经历的“流浪与创作”的人生。“流浪，或者说工作，只是谋生手段，”胡安焉说，“我希望通过写作来确立自我。”
壹
44岁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。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米小屋里，除了成箱的书，还养了一只猫。进门前，胡安焉递来一双鞋套，“只是为了猫，”他略带歉意地表示。房子异常整洁，给人一种井然的秩序感。也许这正是他如今状态的投射——“达到平和自洽，”胡安焉笑着说，“换个庸俗的说法，就是与生活和解了。”
在“和解”之前，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解读的契诃夫小说一样，会感觉“它（生活）是一个巨大的问号，让人恐惧，没有归属。”
定居成都的胡安焉，图据受访者
胡安焉生于广州，中专读家电维修，大专读广告专业，“但我读的是夜大。”而他早期的工作，如酒店服务生、服装店和加油站营业员、快餐连锁店送餐员，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时间冲撞了。
他勉力维持学习和工作的平衡，甚至一度因卖力工作，惹来同事不满，因为他无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“标准”。尽管这种卖力，不过是类似于“多码了几张椅子”这样的事情。
同事之间经常发生与利益相关的纠葛和算计，人心意图的阴阳两面令他不安。“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，谈条件，”他说，“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。”而他的学历，又很难避开“销售”这类工作。
他以为大专毕业后，找一份专业工作，就不必频繁地与人打交道，不用陷入复杂又难堪的处境。他先后进入一家广州漫画社和漫画资讯杂志，结果这里产出的几乎都是粗糙的盗版物和廉价的幽默作品。“他们就是在玷污动漫行业。”他和几个热血的朋友决定离职北上过“流浪”生活。
胡安焉在漫画社的故事作业，图据受访者
2004年，胡安焉来到北京，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。与他同来的朋友们执意过一种理想主义生活，认为“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”，劝他辞去工作。他听从了，为了节省开支，还从通州搬去更偏远的燕郊。众人分摊房租，每月只需500。可是经济的窘迫毕竟是个实际的困扰。最终，他返回了老家。
不过，北京这段经历使他开始习惯自我审视。那帮“幼稚”的朋友，他们的反叛和追求，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启蒙，让我认识到，原来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生活方式。”
在家赋闲数月后，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编辑，之后又随同事创业办汽车会刊。实际上，只是一个受骗的免费劳工。父亲生病后，他在家照顾数月，又重返动漫行业。公司的运营模式迫使他们经常“洗稿”，而他自觉“太无能”，“即使投身污浊的洪流，经济情况仍然是月光状态。”
当时的女朋友对他很不满，为了挣钱，他和一名同学去越南考察商机，但不确定性太多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到南宁合作开女装店。
胡安焉在南宁的女装店，图据受访者
“生意场就是个尔虞我诈的地方，”除了各种难缠的顾客，更令他沮丧的是同楼层的竞争者，“每天热衷于搬弄是非，”中间一度引发要动用菜刀打架的冲突。后来，女朋友和他分手了，这让他感觉到一种“解脱”，好像担子卸下来了，但同时又被一种茫然的失落感笼罩。
在南宁打工两年，他天天困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封闭空间，一度产生了畏光反应。终于，他和同学拆伙回家。
胡安焉在南宁永新城楼上住处，图据受访者
那年，他30岁整，面对财务自由的老朋友们，心中还是会有一种“不恰当的自卑感”。10年的打工经历，也加深了他对人群的恐惧。于是，胡安焉开始写作。卡佛描写的“日常生活的崩塌，令我深有感触”，他以名家为师，模仿练习，勤作笔记，在文学论坛混迹两年。但稿酬收入微薄，难以维系生活，只能继续工作。
接下来几年，他先在广州做网店卖衣服，又搬去云南下关做商场保安、烘焙店学徒，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员、自行车店销售，到大理开零食店、摆地摊、做卤味，最后回到广东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。
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，图据受访者
“几乎所有的工作只是某种徒劳的重复，”胡安焉说，“我不懂得改进自己，”总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，然后被迫逃离。换个积极的说法是，他需要更换环境来完成对自己的清零和重启。
贰
胡安焉是资深“社恐”。多年来，面对人群客户，他总是无所适从。自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后，连续两个月的采访、对谈和活动，将他淬炼成一个侃侃而谈的表达者。他不抗拒这种变化，“本质上出版是商业行为，”他需要短暂地配合“商业”，以补助日后的自由写作。
谈及“自由”，话题不可避免地再次回到“打工”。在他的书中，曾多次将“自由”和“打工”列作对立项，仿佛打工是对自由的剥夺。
万幸，这种“对立”暂时结束于2019年年末。那也是他目前为止最后一份正式工作——在北京做快递员。
快递站点早上卸货分拣，图据受访者
2018年，为了现在的妻子，胡安焉又一次来到北京。不同于上次的满腔热血，重返北京的第一天，他就开始找工作。招聘网站将他推荐到顺丰快递。
作为“快递界的海底捞”，顺丰有口皆碑。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，却深感疲惫。
站点主管设置的一些规则，如要求员工在派件时主动提出帮带垃圾，好评数排名靠后者会被揪出来“示众”，晚上下班后还要开例会抓纪律，“把犯了错的人拉出来当众羞辱。”哪怕被分到不好送快递的片区，驯顺的胡安焉还是不想跟同事和主管闹翻。
派件中的胡安焉，图据受访者
直到这年7月，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，小时工没有医保，光医疗费和误工费就损失了3000多块。这让他萌生了离职的念头。
“双11”活动将至，站点获得了新的正式工名额。但他放弃了，转到了品骏快递。
相对而言，“品骏的每个快递员更平等，彼此互不干涉，虽然新人也要从差的片区入手，但调整的机会更多也更公平。”但工作中，依然会冒出各种意外。他曾被偷过价值上千元的快递，也多次自掏腰包为客户自己的失误买单。诸如客户自己填错地址却偏要责难快递，几个来回下来，他损耗时间不止，有时还会遭到无理的投诉。
胡安焉在派件途中补胎，图据受访者
“送快递从未让我感到屈辱。事实上，可能连委屈都没有。”胡安焉说，“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，大多数是很尊重我的。”他解释道，书中的一些经历，为了商业也好，叙事也好，难免要写到一些摩擦碰撞，但这份工作的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，他也从未像20多岁做漫画时那样，总有一种强烈的愤懑。
他算过一个账，北京快递员平均月工资7000，每月工作按26天算，日薪就是270块。刨去卸货、分拣和装车的固定时间成本，剩下每天派件约9小时，那么每小时得产出30元。而一个快件平均2元，等于他每4分钟就要送出一个快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吃饭或上厕所，都“太奢侈了。”
尽管如此，他并不认为快递行业带有剥削或压榨的属性。“本质上这份工作是自己的选择，并且它的工资还是相对可观的。”
胡安焉送快递途中，图据受访者
在品骏的最后那段日子，他过得轻松惬意，已经不再“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，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、气急败坏。”
后来品骏解散，业务转给顺丰，他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工作。临走前，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告知客户自己不再配送快递。很多客户留言点赞，感谢他的付出。其中一条评论说道，“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。”
“它并没有夸大其词，”他在书中写道，因为这名客户没必要违心地奉承我，而这句话，也是他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总结。
叁
胡安焉是他的笔名。“胡”即文言里的“为什么”，“安”和“焉”都是疑问代词。三个疑问代词叠加，连起来有“何以安心”的意思。他用这个笔名来表达内心的不安。
这种“不安”在2020年化作他重启写作的动力。他以第一人称视角，写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的生活经历。没想到这篇文章意外爆火，在豆瓣收获3700多次转发，上万个点赞。当年4月，文学机构“副本制作”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，跟他约稿，鼓励他尝试非虚构写作。
“当机会出现，我就要去兑现它们。”胡安焉坦言，外界的反馈让他有一种在黑暗中行走多年，突然照见光明的即视感。为此，他尝试介入非虚构，从自己漫长的打工史打捞出值得书写的内容。
胡安焉准备派件，图据受访者
根据编辑的建议，他将自己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写出来。这篇文章起初名叫《派件》，后来以《我在北京派快件》为题，发表在《读库2103》上。随着各界反馈越来越多，浦睿文化的编辑找上胡安焉，希望他能将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扩写成一本书的容量。
但非虚构写作不像他早年的虚构练习，没有一个明确的像塞林格、乔伊斯、卡夫卡那样的文学参照系，胡安焉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、直觉和对语言的判断来完成扩写和修订。
实际上，所有的写作归根溯源，都有一条清晰的要求，诚如他所言，“就是语言的准确和生动。”
塞林格代表作品之一《九故事》
当胡安焉在工作的压制和生活的围剿下，仍竭尽所能地阅读并记录笔记时，塞林格创造的“孩童式的纯真在成人世界的格格不入感”，契诃夫笔下人物求索生活意义的失落，以及卡夫卡书写的生命无意义和努力的徒劳等等，早已融入他生命的血液，如今一一被唤醒，回应他的非虚构写作。很快，他就完成了这部书稿。
近些年，像陈年喜、范雨素、王计兵等“打工写作者”纷纷涌现，胡安焉是这个集体中最新的一员。有些人将他们的写作并称为“底层写作”。胡安焉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。首先，“底层”的界定标准存疑，单从收入来看，快递员的工资也不算低。而他最反感的，是“底层写作”所暗藏的某种误解。
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，图据视觉中国
“我从来没有带着所谓的‘底层意识’去写作，我也不是从‘底层关注’的角度去写。”他强调道，“我写的是个人经历，而不是我所属群体或阶层的现状或处境。”
当然，他容许读者的误读或带有偏见的审视。就像这本书名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，只是一种商业的权衡，实则快递经历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。
“我不想输出什么观点，或者对某一个行业做出评判。”他说，“相反，我会尽量克服这些。”他想澄清的是，从头到尾，他只是在写“如何接受和确立自我”，并且尽可能客观，避免教导别人。
而他的自我，依凭写作，已经从“打工和自由的对立”中走出来，“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，我越来越感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，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。”
胡安焉在成都的书桌，图据受访者
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，胡安焉便会全身心投入写作。尽管他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之后还将推出另一部非虚构作品，但他的本愿始终是虚构。“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。”他带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说道。
在他身上，你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清醒。他虽然热爱写作，但并不因此而贬低“打工”。
“一个人，他的价值或尊严，跟他的外部成就关系不大，而是要看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胡安焉说，“送快递，只要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做，那你的价值不会低于一个写作者。我从来不认为出版或发表，是比送快递更了不起、更崇高、更有价值、更成功的一个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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